3月17日晚和3月19日下午, 著名作家、央视百家讲坛特邀主讲嘉宾、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张宏杰做客我校第120期濂溪讲坛，分别在主校区和八里湖校区讲述“ 曾国藩与中国传统廉政文”和“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曾国藩与中国传统廉政文化
3月17日晚，张宏杰在逸夫图书馆学术报告厅为我校师生作了一场题为《曾国藩与中国廉政文化》的学术报告，用数据剖析曾国藩的财产状况与廉洁指数，揭示了清代官员的工资条、灰色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关系，生动地剖析了曾国藩的非典型性的廉政人生。校党委书记郑翔、校长甘筱青，副校长杨耀防与全体正处级干部和师生一起聆听了讲座。校纪委书记魏立平主持讲座。
讲座开始前，校党委书记郑翔，校长甘筱青亲切会见了张宏杰博士，并与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一、天资平庸，缺点突出
张宏杰说，曾国藩的智商并不是特别高，从家庭遗传的角度来看，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在读书的时候脑子就很笨，从十几岁开始考秀才，一直考到43岁，前后足足考了17次，最后头发已经花白了，才中了一个秀才。曾国藩自己的科举道路也不平坦，考秀才就考了7次。前6次考秀才都失败了，一直到第7次才勉强中了一个秀才，而且名次是倒数第二。关于曾国藩的天资，当时人就有很多议论。他的朋友左宗棠经常在和一些亲友的通信中评论曾国藩，说曾国藩“欠才略”、“才太短”、“才艺太缺”，“兵机每苦钝智”。他的学生李鸿章当他的面说他“儒缓”，说他做事反应太慢。
青年时期的曾国藩，性格方面有很多平常人常有的缺点和毛病。在他到北京做官之后，他每天用于社交的时间特别多，到处去喝酒、聊天、听戏、下棋，用于读书的时间特别少，读书也往往坐不住。有一次，翰林院放了40天的假，在假期结束的时候，曾国藩在日记中做了一个自我总结，说自己这40天做了什么事情？除写了几封家书之外，什么事都没做，稀里糊涂就混过去了。他为人傲慢、修养不好、脾气比较暴躁，曾经和别人发生过几次比较严重的冲突。其中一次是和同乡的一个京官郑小山，两个人因为吃饭的时候意见不合就打了起来。什么脏话都骂了出来，甚至“问候”了双方的亲人。曾国藩过后感到非常后悔，说自己这种举动太有辱斯文了。
二、学做圣人，日记反省
张宏杰认为，曾国藩后来能够脱胎换骨，刻苦地自我修炼跟他到北京当官分不开。曾国藩在北京见到了很多大儒、大学者，他很受触动。读书人要研究理学，理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就是每个人通过自我磨炼都可以成为圣人，每个人都有圣人之志。所以曾国藩后来觉得不能像以前那么混下去，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学做圣人。
曾国藩学做圣人就是从写日记开始，用工整的蝇头小楷，把自己每天的所作所为，每天早晨一睁眼到晚上睡觉所做的事情，特别是把不符合圣人标准的都摘出来，痛自反省。在日记当中，他还给自己定下每天攻克的下限，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每日读一经，隔三差五地练习作文。有了日记的这一工具之后，曾国藩工作、学习的效率大为提高。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了和郑小山打架的事情，并进行了反省。虽然这一架两个人都有毛病，但是要改过，就要反求诸己，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且要改过就要从速。所以曾国藩马上到郑小山家登门拜访、赔礼道歉。郑小山也很感动，留曾国藩吃饭。于是两个人重新和好如初。
张宏杰说，曾国藩脱胎换骨的过程对我们的启示是，如果一个人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即使他的天资比较平庸，他的本领也可以增长十倍，他的见识也可以拓展十倍，他的心胸也可以开阔十倍。
三、生活窘迫，借债度日
曾国藩做京官期间，经济很紧张，曾国藩每天的生活都要记账。道光二十年，曾国藩中了进士，被皇帝授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的官职，这相当于今天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副处级以上的研究员，他的经济状况可以用一个字概括：“穷”。如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的一个仆人叫陈升，跟主人吵了一架，主人跟仆人吵架这也是经常的事情，但是陈升吵完架之后卷起铺盖走人了，到另外一个官员家里去攀高枝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曾国藩家生活水平太低了，经常拖延他的工资，吃的也不好。所以这个事使曾国藩很受刺激，然后就写了一个傲奴诗，说“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手里没钱，仆人都瞧不起自己，一个仆人比自己都傲慢。为什么这么穷呢？这就因为清朝的低薪制。
清代的一两白银相当于今天的200元人民币，曾国藩一年的工资大概相当于现在24000元人民币。这个钱如果对今天的一个京漂来讲都是非常困难的，何况曾国藩拖家带口。当时一个京官的支出是多少呢？在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全年花了458两1钱9分白银，财政赤字是333两5钱4分。在咸丰十年曾国藩当上了两江总督。此时曾国藩的收入是多少呢？155两，和他做京官时期差不多。但这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工资。清代总督和巡抚最主要的收入是规费，用通俗的话讲就是灰色收入。总督级的官员，规费的平均年收入是18万两，相当于3600万元。如果曾国藩的收入真的这么多的话，他可以是全大清帝国数一数二的高收入者。收入能够有如此天翻地覆的提升，曾国藩的生活水平提升了多少呢？
曾国藩的生活水平确实和做京官时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首先在穿衣方面，曾国藩在总督时期，不仅是穿衣朴素，而且到了不修边幅的程度。这一印象得到了外国人的印证。洋枪队的首领戈登，在同治二年到安庆和曾国藩有一次见面，戈登的随员写了一本回忆录，提到了这次会面。这些外国人惊讶地发现，堂堂两江总督，衣服陈旧、打皱，还有斑斑的油渍，就是吃饭的时候不小心落的油渍。为什么曾国藩当总督的时候穿衣反而不讲究了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两江这个地盘上，曾国藩就是最大的官员，他没有上级可以觐见，来见他的都是下属，他可以随便一些。
四、内清外浊，和光同尘
张宏杰认为，和大清帝国的其他官员比起来，曾国藩是一个清官，他做两江总督时，给总督府的女眷定了一个功课表，因为曾国藩不允许在总督府内雇佣太多的仆人，人手不够用，曾国藩要求自己的女眷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做家务活。同治七年，曾国藩给女儿、儿媳妇定了一个工作日程表。每天早饭之后要做小菜、做点心、做酒浆，叫食事。上午纺花或织麻，叫衣事。中饭之后做刺绣之类的细工。晚上还要做鞋，这是粗工。所以总督府的女眷从早上睁开眼到晚上休息，几乎歇不了。当时每天晚上，在南京的总督府里，曾国藩在一边秉烛批阅公事，他的女眷在一边点灯织布，应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动人的画面。这是曾国藩的清廉表现。
张宏杰认为曾国藩和海瑞这样的清官相比，也有“浊”的一面，对于官场的“潜规则”，他是严格遵守的。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尘埃落定，军费报销也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些经费开支送到户部之后，户部会一笔一笔地审核，如果发现不符，就要重新审核。而实际上，户部能否通过，主要看曾国藩活动经费有多少，如果贿赂多，户部就会高抬贵手，多么不合理的账单一样可以通过；如果不贿赂，再详细的账册也会被退回来。所以曾国藩当时在军费的报销方面，是按照当时的“潜规则”去办理的。
张宏杰说，从曾国藩的廉政人生可以总结两点：一是清代的低薪制是不合理的。高薪可以成为养廉一个必要条件。因为高薪可以让官员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二是曾国藩是一个非典型清官。曾国藩内清外浊，和光同尘。曾国藩内心操守非常坚定，之所以要遵守潜规则，是因为他要在官场上做事情，要给自己营造一个比较好的人际环境，所以他把曾国藩归类为“非典型清官”，他和海瑞那种典型清官不一样。海瑞虽然是清官，但是没有办成什么大事。曾国藩则动员官场上所有可以动员的力量，他遵循官场“潜规则”目的也是为了国家做一些踏踏实实的事情。曾国藩死后没有给自己家里留下什么遗产。他到任何一个地方当官，临走的时候不往家里带一两白银。同治11年，曾国藩突发脑溢血去世，当时他的所有家财仅剩一万两白银，这笔钱本来打算退休以后养老用的。他生前曾嘱咐儿子，以后办丧事时不能收礼，这一万多两白银，基本上都花在他的丧事上。
讲座结束后，张宏杰博士还与师生进行了互动交流，回答了师生提出的问题。
校纪委书记魏立平在总结中说，张博士的讲座从历史的视角，以翔实的史料，生动的情景，娓娓道来，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丰富多面的曾国藩，尤其是曾国藩对传统廉政文化建设的一些做法，一些态度，对照今天的现实，我们可以找到它很多的影子。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经验值得借鉴，历史教训值得汲取。今天的这场报告对我们在座的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有很深的教育意义，教会我们怎么做人做事做官。希望大家从曾国藩的事迹中体会更多东西。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3月20日下午，张宏杰在八里湖校区综合楼四楼报告厅，为我校师生作了一场题为《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的学术报告，这也是本期濂溪讲坛的第二场学术报告。报告中，张宏杰以生动的讲述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国民性演变图，为我们梳理了什么是中国人的国民性和中国国民性的演变历程。校纪委书记魏立平、副校长杨耀防与八里湖校区1000余名师生一起聆听了讲座。杨耀防副校长主持讲座。
一、国民性并非一成不变
张宏杰说，国民性是一国大多数人的文化心理特征，国民性并非一成不变。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如同瀑布一样，飞流直下，越来越恶化。春秋时代中国人单纯淳朴；唐代人雄健阳光，有尚武精神；进入明清之后，流氓气越来越重。而此流变与专制制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张宏杰说，中国的国民性，外国人是看的比较清楚的，乾隆晚年有一个英国的使团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来之前对中国抱着很好的想象，因为欧洲一度有东方热，他们心中的中国君主爱护老百姓，老百姓也忠心地拥戴君主，人的素质都非常高，说中国最地层的农民奴仆相互交谈起来都比欧洲人更有礼貌，他们抱着非常美好的想象来到中国，但一到中国之后，他们的梦想马上就被打破了。他们来到中国，清政府派了很多老百姓到船上给他们提供服务，做饭、端茶倒水，他发现这些中国人特别善于撒谎，特别没有自尊心。比如他们买了两只鸡让中国的厨师做好了端上去，他们一吃不对劲，两只鸡为什么两条腿，两只鸡应该是四只腿，你们这是有清朝特色的鸡吗？为什么两只鸡只有两条腿呢？厨师一听什么话都没说，笑嘻嘻地跑回厨房，把偷留下的鸡拿出来了。
宋朝之后，中国人的性格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明朝的时候有一个传教士叫利玛窦，在万历时来到中国，给罗马教庭写信，有很令人惊讶的描述，他说中国的男人不太像男人，他们很像女人，无论说话的方式和情感表达的方式都非常像女士，他们每天坐在房间里花两个小时的时间来梳理他们长长的头发，我也见过中国上层社会的男人打架，他们是相互抓着对方的头发，挠对方的脸，和女人是一样的。晚清到了民国，西方人给我们起来了一个名字叫“东亚病夫””，所以，中国人历史上前后就发生过很大的变化。
英国人来之前在殖民地，东印度公司的属地，包括菲律宾、槟榔屿等，见到很多中国人很聪明，很善良，也很有创造力。为什么在中国本土就显得和海外不一样呢？他们感到在中国本土生活的中国人更麻木，更冷酷，对同胞更没有感情，他们也发现一点，在中国本土的中国人也是两幅面貌，有当官在场的情况下他们一个个都呆若木鸡，表情非常呆板，像傻了一样。所以英国人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之所以性格中出现这么大的缺陷，原因不在于他们的天性或气质，而在于政治制度，他说中国历代政府对如何塑造老百姓的性格是很有心得的，他们可以很从容地塑造他们需要的老百姓。所以，国民性是不断演变的，在国民性不断演变背后体现出的是政治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变化。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国民性
张宏杰重点介绍了春秋战国时中国人身上体现的贵族精神。他认为，春秋战国时代的国民性有三个特点。一是尚武精神。春秋战国时那些国家每一个都强悍、好战，因为你不强悍、好战就没法生存下去。现在大家一提到江浙人性格都比较温雅、比较文弱，上海人打架相互只动口不动手，春秋时吴国人和越国人是天下著名的比较尚武，比较强悍的国家。汉朝的时候中国人也非常尚武，汉朝留下的画像有很多人和猛兽受搏斗的场面。汉朝流行一种运动扛鼎，宫中还有一个官就是举鼎大赛的裁判官，唐朝的时候也有很多诗人，不做文人，跑到边疆要杀敌立功，所以有一句诗，“宁为百夫长，不为一书生。”二是自尊心强。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非常有自尊心，认为道是高于权力的，和各国君主合则留，不合则去，所以孔子跑了那么多的国家。孟子说别拿这些国家的君主太当回事，这种精神状态在后来是很少看到的。唐朝的时候李白身上所体现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在后来也找不到了。三是具有侠士的性格。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他们如同珍视眼珠一样珍视自己的个人尊严，对“平等”两个字的珍视甚至达到了敏感的程度。侠人义士们救危扶困，济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个时候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有一个故事说孟尝君有一次晚上请客，请许多侠客吃饭，有一个人坐在柱子后面夹不到菜，一生气把桌子一脚踢飞自己走了。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精神
张宏杰说，中国贵族文化的首要标志是“礼”。春秋时代的上层社会中，“礼”如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就如同今天“钱”的无所不在一样。甚至在战场上，人们也需要遵守“战争礼”。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
春秋时以车战为主，因此必须选择好一处平坦开阔的地点，双方约好时间，大致同时抵达，等列好队伍之后，鸣起战鼓，驱车冲向对方。这就是所谓的“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这种战争，更像体育比赛，要遵守一定的次序。《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的宋国公子城与华豹之战十分典型。双方战车在储丘相遇，华豹张弓搭箭，向公子城射来，结果却偏离目标。华豹动作敏捷，又一次搭箭上弦。公子城一见，对他不屑地大喊：“不更射为鄙！”意思是战争的规则是双方一人一箭。你射了我一箭，现在应该我射你一箭了。你不守规则，岂不太卑鄙了！华豹闻言，就放下弓，老老实实地等公子城搭弓。结果是宋子城一箭射死了华豹。史书并没有嘲笑华豹愚蠢，相反却肯定他以生命维护了武士的尊严。
在今人看来，这些老祖宗在战场上的表现似乎太迂阔了，其实不然。因为春秋以前的作战方式和战争理念都与后世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时期的军队都是以贵族为主体，战士人数不多，几百辆战战车而已，每次战争一般不超过一天。因此那个时候的战争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绅士间的决斗。贵族们在战争中比的是勇气和实力，偷袭、欺诈、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正如徐杰令所说：“春秋战争礼最大的特点，在于讲究承诺，遵守信义，不以阴谋狡诈取胜。”宋襄公所说的“不重伤（不让人二次受伤，就是不攻击伤员），不禽二毛（不俘虏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对方没有排好队列时，本方不能进攻）”，和《淮南子》所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正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战争规范。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这位宋襄公确实愚蠢呆板得可以。但是如果我们对宋襄公所处的时代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他的选择，正是对“贵族精神”的诠释。
张宏杰说，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就可以了解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并非是心血来潮。作为殷朝贵族后代、从小受到严格贵族教育的宋襄公，讲究贵族风度是他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观念。在战争中，他既要取胜，也要赢的“漂亮”、赢得“合理”、赢得“高贵”。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风度大于胜败。那些今天看起来迂腐的礼仪其实不仅仅是仪式和礼节，更是一个阶级不可更改的文化信念。宋襄公的“愚蠢”，其实是那个时代贵族风度的光彩流露。
四、贵族传统在中国断裂
春秋战国时期的这种贵族精神什么时候开始被“以成败论英雄”的价值观所取代？为什么贵族精神在中国很快就消亡而在欧洲却形成传统保留下来？张宏杰认为，其实有很多史书肯定了宋襄公的做法。比如《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对此事的评价是：“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认为即使周文王遇到这种情况，也不会比宋襄公做得更好了。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曪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就是说宋襄公虽然失败了，但是很多君子认为他值得赞扬，他们感叹在礼义缺失之时，宋襄公却依然秉持礼让精神。直到宋代苏轼的《宋襄公论》，才开始以成败论英雄。苏轼以反传统的姿态指出，不论如何，兵败于楚，就是宋襄公的罪过：“至于败绩，宋公之罪，盖可见矣。”后代中国人对宋襄公的唐突，其实证明了贵族传统在中国大地的断裂。由于中国的贵族传统中断太久，今天的中国人确实已经很难理解先秦时代祖先们的内心世界。
张宏杰还介绍了欧洲贵族的特点，认为欧洲贵族的特点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国民性有许多相似之处。他说，贵族社会的一些精神原则是一脉相通的。春秋时代的战争规则，其实就是中世纪欧洲的“骑士精神”。欧洲骑士的行为准则是：不伤害俘虏，不攻击未披挂整齐的骑士。不攻击非战斗人员，如妇女、儿童、商人、农民、教士等。欧洲骑士间的战争，和春秋时代的贵族战争一样，也是要摆好战场之后，堂堂正正地对攻。搞突然袭击，对真正的骑士来说，是一种可鄙的行为。骑士精神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畏强者，作战勇敢，不得贪生怕死，另一方面则是同情弱者，对失败者宽洪大量。当一名骑士俘虏了另一名骑士后，必须将俘虏待如上宾。英法战争期间在克里西及普瓦泰被俘的法国骑士，在英国人的军营中就经常受邀与胜利者英国人一起盛饮娱乐，活得安然舒适，直到被赎回为止。
什么贵族精神在中国很快就消亡而在欧洲却形成传统保留下来？很简单，因为欧洲的贵族社会一直存在到中世纪之后。皇帝制度的出现，意味着贵族社会的终结。西方的贵族社会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而中国的贵族社会在公元前三世纪就结束了。也就是说，中国的贵族比西方早消失了两千年。这对中西方历史的发展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五、学习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正能量
张宏杰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聆听历史的回声，借鉴历史的经验，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当下。能够提升修养启迪智慧。他勉励大学生要多读历史，多了解我们的祖先，继承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精神，从中汲取力量，要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正能量。
讲座结束后，张宏杰博士还回答了师生提出的问题。
杨耀防副校长在总结中说，张博士的讲座用平实的故事，流畅的语言，世界的视野介绍了中国国民性的演变历程，尤其是他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故事来阐述中国人性格变化发展的历程，为我们了解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思路，从中我们得到很多启示。中华民族是一个高贵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应以我们血脉中有这种高贵的基因而感到自豪。我们要继承我们民族优秀品质，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张宏杰先生在校期间，在两南山庐山文化研究中心与庐山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和“近代百年社会风习变迁”课题组成员进行了座谈和交流。